[转贴]一群记者和他们的时代——寻访南方周末黄金一代(之一)

2006.11.18
一群记者和他们的时代——寻访南方周末黄金一代

重庆时代信报记者田间吴鹏 黄大赛 杨冰
之一     

《南方周末》前著名记者——现任《南风窗》总编陈菊红,写了一篇后来在网上广为流传的文章——《离开》。在文中她这样写道:“那些金子一样的日子,闪亮得让人不敢相信。”
正是在这些金子般的日子里,一群追求理想的人,带着一张报纸,走入了中国新闻发展的黄金时代…… 

那些金子一样的日子
    
    
“南周”记忆
    
  1995年,这个年头是南周的第一个分水岭。此前的《南方周末》是一个以刊登文摘稿件以及娱乐八卦新闻为主的报纸。
    
  但是《南方周末》又不同于一般的文摘报,渐渐有了一些大特写和纪实文学一类生猛的稿件。当时,它在严格意义上只有一个真正的记者,名叫朱德付。
    
  朱德付,现任京华时报总编。自1988年中山大学硕士毕业踏入《南方日报》后,就一直在中国报界赶路;到《南方周末》,是他进入报界最初的一段履历。其后在《南方周末》“官至”编委、新闻部主任的朱德付日前在接受信报记者采访时说,自己当初进入“南周”纯属偶然。当时的“南周”还是一份娱乐化的文摘周报,报社当时安排几个年轻人进去,无非是想让其做得更娱乐化一些。谁知这些年轻人不安份,他们觉得在那么如火如荼的改革年代里尽编些家长里短的“八卦新闻”,很没劲。
    
  “南周”的内容及作业方式就此转型,从过去一张靠裁裁剪剪拼凑而成的娱乐小报,迈向一份自采自编为主的综合性新闻周报。跨过1995年的门槛,从此便开始了这金子般的日子,一群自称为“雅典公民”的新闻理想者,开始在“南周”旗下聚集。
    
  前南方周末记者,后来成为国内著名报纸发行人的谭军波以其职业经理人的思维,将2001年前的南方周末分为清晰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左方时代,北大毕业的左方是有着理想主义、自由主义与启蒙主义思想意识的领导。他奠定了《南方周末》的精神基调。
    
  第二阶段,游雁凌时代,即转型期。从一份文化生活报转型为综合性大型新闻周报。发行突破100万,广告收入几千万。在全国形成了真正的影响力。
    
  第三阶段,江艺平时代,即鼎盛期。时间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产品最成熟,广告过亿。《南方周末》成为南方报业乃至全国报业的“黄埔军校”。
    
  谭军波说,那些年,值得珍记的事件很多,如连载《文革十年史》一文差点令报纸停刊,发行过百万,90年代初扩版成功等等。
    
  孙保罗,前南周主力记者之一,在接受本报的采访时说:“这样的日子,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应该是1995年到2001年吧。在这段不长不短的时间里,那张总令人有点那么牵挂,或爱或恨的报纸,带着一群人改变了命运,也开始走向她的宿命。”
    
  当记者打电话要求采访的时候,南周当年著名的法制记者郭国松正在北京给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演讲,“面对那些满脸青春如我等当年的年轻人,我忍不住给他们读了一段《南方周末》1999年的新年祝辞:《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郭国松说:“今天在这里读到这样的语言,我仍然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有一种力量,正从你的指尖悄悄袭来,有一种关怀正从你的眼中轻轻放出。在这个时刻,我们无言以对,惟有祝福: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谭庭浩,1991年夏天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分配到当时的南方日报社,历任《南方周末》“人与法”版记者和编辑、“阅读”版编辑,2001年,出任南方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
    
  谭庭浩告诉信报记者:“上世纪90年代的‘南周’,更像一个家庭作坊,很有家的温馨。现在,每当我回想起‘南周’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恩的心情。毕竟对一个刚大学毕业的人而言,第一份工作就能够遇到一个没有人事纷争、能够畅快淋漓做事情的媒体,确实是种幸运。加之当时的《南方周末》,在中国还是一枝独秀,一篇稿子发出去,洛阳纸贵的时候很有个人成就感。”谭庭浩说。
    
  中国新闻的黄金时代,就在这种氛围下——拉开帷幕。
    
  人才聚集
  “南周”转型期,也是“南周”人才大引进的开始。
    
  1996年9月,“南周”扩版,报纸稿的源成了很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南方周末》就通过招聘,欲将全国各地的优秀记者收归旗下。
    
  杨海鹏,1999年被招聘入“南周”记者队伍,在接受信报记者采访时说,“因‘南周’当时积累了一些资本,并要找全国最好的记者,所以才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新闻人的大聚集。”
    
  曾任一版编辑的方三文在“南周”成名之后,被他故乡福建武平的一个热爱《南方周末》的大学生称之为“巨大的传奇”。而方三平说,自己最初加入“南周”时,也有一个这样的“巨大的传奇”在诱惑着他,“当时我觉得,《南方周末》就是中国最好的报纸,最好的媒体,也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到现在为止,我都为当时能进《南方周末》感到幸运和自豪。”
    
  孙保罗加入的时间与方三文差不多。临上去广州的飞机,他被父母逼着吹了个头并且穿上了件西装,这身打扮更象“一个县乡镇企业局的副局长”,大家见了,露出忍俊不禁的表情。但是就是这个“乡镇企业局的副局长”,因为“报道了贵州省的负面新闻”被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列为“不受贵州欢迎”的人。
    
  孙保罗第一次到广州报到,沈灏用摩托车接上他,在五羊新城的小街里飞快穿过,到一家酒店聚餐。便很羡慕沈灏的摩托车,后来知道那是公家的。
    
  孙保罗回忆说:“我还记得2000年新年的一天,开完周会,在报社的走廊上的公告栏里,我看到了一封信,信旁边贴着一个手工做成的扇面。信的大意是:我从你们的文章里知道,你们是一群为民请命,不畏强权,铁肩担道义的好记者。我知道你们经常面对各种引诱、压力、威胁,甚至是凶狠的报复,但是作为一个80高龄的老人,我尽管很想,却无法拿着武器跟在你们后面去保护你们,保护你们就是保护这个社会的良心……我无法表达我对你们的感情,只能够在这个自己做的扇面上写下你们的名字来祝愿你们健康幸福。”
    
  
“在一排熟悉的名字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我站在那里,热泪横流,因为感谢上苍,我这一生终于有了可以值得自豪的最珍贵的奖励。”
    
  比方三文幸运的是,孙保罗坐到了陈菊红的对面。“刚到广州的时候,新闻部办公室共五个人,陈菊红是唯一的女性,而我就坐在她前面。我在外面采访,有事找领导或者编辑,总是她先接电话。而这个人最后成为了我的妻子,现在成为我儿子的母亲。”
    
  余刘文1997年10月份离开《成都商报》,谈及离开的原因,余刘文说,一是“个人感情问题”,其二是自己老想做大稿。他曾经花了42天采访,做了一篇《心香泪酒祭吴宓》一书引起的官司的深度报道。不过日报的生产流程显然不能经常让它的记者花上40多天去做深度报道。
    
  到周末以前,余刘文实际上只看过两次《南方周末》。决定去是因为看到一个由沈灏、孙保罗、方迎忠等做的一个三峡截流的专题,标题是《美丽的三峡我的家》。“当时全国99%的媒体的三峡报道基本都是一个调子,只有南方周末说‘NO,我还有些其他的感觉和想法’。这种感觉俘获了我。”余刘文说。著名杂文家鄢烈山看过他写的吴宓的报道,给当时的主编江艺平说:“不错不错。”第一次出差回来,江艺平就拿来合同说:“签字吧,小余。”
    
  比方三文、陈菊红等稍晚,李玉霄是1999年正式进入《南方周末》的。当1997年《南方周末》黄金时期开始的时候,李玉霄还是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而李玉霄对《南方周末》“感兴趣”,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特别是小平逝世那期,我的印象最深。”李玉霄说。
    
  1998年毕业,李玉霄来到南方周末实习,1999年正式成为《南方周末》记者队伍的一员。
    
  1988年,杨海鹏大学毕业后做了一年的老师,之后还做了4年的法官,在法院研究室工作。
    
  由于研究室还有接待记者的任务,所以杨海鹏经常与媒体接触。
    
  “我觉得他们写得还没有我写得好,待遇还比我高,所以我就进了报社。”杨海鹏说。1993年开始,杨海鹏到《上海青年报》做了四、五年记者,之后便参与创办《申江服务导报》。一年之后,加盟南周。 “南周为青年的我带来很多欢乐,可以实现年轻人那种游侠梦,也包括我对中国形势的判断,这对以后我的生活有很大帮助。”
    
    
   一个象征
    
  提起“南周”这一时代,不得不提起的一个人就是江艺平。提起江艺平,老“南周”人总是不吝赞誉之辞。陈菊红在《离开》一文中写道:“江艺平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温和,亲切而纯净的,具有桃李不言的诱惑力。”
    
  “江艺平非常有才华,她和丈夫用文言文探讨国学问题,其文采和思想让我们看得目瞪口呆。但是她很低调,无为而治,每一个编辑记者都可以和他当面讨论稿件得失,甚至忙的时候她可以去当编辑的校对。”余刘文回忆说。
    
  人们惯常称江艺平时期的《南方周末》为“江艺平时代”,李玉霄立即否定说:“不应该这样说,我们一般叫她江艺平老师,提起江老师,想到的不是宏大叙事,而是她那种人格魅力,那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感染力。”
    
  说起江艺平的亲和力,李玉霄举了几个例子,在电梯里,出电梯时,江艺平肯定主动让别人出去;在楼道里与江艺平面对面走过来,距离四、五米的时候,就会发现,她肯定有一个细微的“让”的动作。
    
  至今一个细节让李玉霄清晰记得,在1998年实习的时候,李玉霄与从菜市场回来的江艺平相遇,江艺平拎着菜告诉李玉霄,《南方周末》决定吸收他进记者队伍。
    
  另一个重要的人钱刚,时任南周副主编,现任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亦是“南周”一代人的精神支柱。
    
  在这样的氛围里面,每个人都在自由烂漫的开放。南周人是理想主义者,也都是一些散漫的、晚上不睡觉的家伙。陈菊红在〈〈离开〉〉中写到:摄影记者方迎忠,办公桌以乱著称,基本上是一座小山。你跟他要图片,他就说,我有,但要找。你急,说看你这里这么乱,什么时候找到。他就说,乱不怕,你们千万别动,谁一动,我东西就找不着了。所以当你看到那小山不见了,那猫在小山后面的平头也不见了,叫人半天也愣不过神来。
    
  陈菊红为了编辑内部刊物〈〈马后炮〉〉一直工作到深夜,为的是第二天的周会上大家可以人手一本。
    
  “我的同事方三文和连清川像两个游魂一样突然在12楼晃出来,帮我把它们订好,然后我们一起去五羊新城的“一品轩”吃了粥。回来的时候,天都有了亮光。”陈菊红写到。
    
  因为一年到头都在出差,“我一年只有一个多月在广州”,方迎忠说。大家聚在一时候,氛围很好,但是也经常争论。尤其是半年业务讨论会上,经常拍桌子,不过一下来马上就好了。
    
  “后来有人说南方周末派系林立,我不承认,《南方周末》只有阳谋,没有阴谋。”余刘文接受采访时为自己曾经的团队正名。
        
        
    

Categories : 百川·非吾

one comment

  1. .祝你快乐!这里很不错!支持你!有空记得来我的情感小站玩。我们在收集孤寂的心灵! %D%A%D%A%D%A%D%A%D%A

    dianzi, 2006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