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詩

2010.01.13

千秋萬歲后,誰知榮與辱。

昔我雲別,倉庚載鳴。今也遇之,霰雪飄零。

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分散隨風轉,此已非常身。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得歡當作樂,鬥酒聚比鄰。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

一生能復幾,倏如流電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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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巴托的夜

2008.09.20

《乌兰巴托的夜》

穿越旷野的风啊/慢些走
我用沉默告诉你/我醉了酒
漂向远方的人啊/慢些走
我用奔跑告诉你/我不回头
乌兰巴托的夜啊/那么静那么静
连风都不知道我不知道
乌兰巴托的夜啊/那么静那么静
连云都不知道我不知道
走到异乡的人啊/在哪里
我的肚子已开始痛/你可知道
穿越火焰的鸟儿啊/不要走
你知今夜疯掉的啊/不止一个人
乌兰巴托的夜啊/那么静那么静
连风都不知道我啊不知道
乌兰巴托的夜啊/那么静那么静
连云都不知道我啊不知道

——贾樟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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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00-05年新年献词(二)

2006.11.18
2002新年献词:走在中国的土地上  
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间;雨露滴在你的胸膛,我们走在中国的大地上。我们与你在一起,我们的爱一如既往。
我们上路了,新闻在远方。你见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和新闻在纸上;你见不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和新闻在路上。我们是观察者,我们是记录者,我们是报道者,我们执著地寻找真相。
当年,有些同行追逐新千年的第一缕阳光,我们却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我们是农民的儿子,我们是工人的儿子,那里是我们的根,我们从我们的根部汲取力量。
在新世纪第一年的岁末,我们又兵分九路,走在中国的大地上。顺德、厚街、温州、利辛、武汉、宣汉、喀什、大同、沈阳,祖国的四面八方,各各不同的内涵和外表,我们走近你,我们走进你,我们想看清你的模样,我们想叩问你的心房。
我们倾听,我们观察,我们张开浑身的每一个毛孔,我们打开自己的每一个器官,我们感受,我们思考,我们记录,我们报道。你的笑脸,你的眼泪,你的焦虑,你的方言表达的你的梦想,对于我们,这一切是多么珍贵!
福建的成功路、四川的白鹿镇、河南的小常庄,这儿与那儿,久违了,一年一度,我们是第四次涉足。音容笑貌,多么熟悉,生老病死,几多沧桑。如此累积的记录,或者就是一部特殊的编年史。
年度人物寄托人们的理想。龙永图做了一个中国官员应该做的事,冯锦华显示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血性。他们做得多么漂亮!什么可贵?做应该做的事可贵!
我们走在中国的大地上,追逐着新闻应有的理想。我们不敢说凡有新闻发生的地方,我们就在场————我们有太多的遗漏————但我们敢说,新闻总是牵动着我们的走向。南丹矿难的兄弟,我们钻到你哭泣的家乡,让事件剥去伪装,显露真相。千里追踪沙尘暴,戈壁滩里渗进了我们的鲜血,但我们习以为常,身上留下了风的形状。
我们走在中国的大地上,我们捉摸着大地的脉搏,我们关注着中国的动向。莫斯科的悬念,申奥,北京;五里河的欢腾,中国足球首次入围世界杯;多哈,中国入世,15年的长征,中国从此进入新天地,中国的未来可预期!
土地流转,宪法司法化第一案,户籍改革,收容,中国当代社会阶层……你还记得这些词句吗?还有这些词句背后的事实?我们关注效率,也关注公平;我们赞美机遇,赞美可能;我们关注世事的变迁,我们赞美新的萌芽,那是中国未来的无限生机!
我们走在中国的大地上,我们与红豆杉一起流泪,我们看不见藏羚羊绝望的眼神(它总是奔逃得那么张皇),我们随着野马撒野,我们看见塔里木河重新轻波荡漾……
我们走在中国的大地上,为你鼓劲,为你欢喜,为你分忧。
我们走在中国的大地上,我们走过乡土,走过城镇,走过大都会。我们喝过你的家酿酒,我们吃过你的糌粑,我们坐过你的三轮(在被迫离开艾滋病村时,你甚至不收车钱),我们经过金茂大厦前修剪陈枝的你的身旁……
我们与你在一起,我们的爱一如既往。
我们走在中国的大地上,这片土地曾经悲伤,这片土地曾经辉煌;我们走在中国的大地上,这片土地沐浴阳光,这片土地充满希望。
我们走在中国的大地上……
2000新年献词:我们从来没有放弃,因为我们爱得深沉  
我们从来没有放弃,因为我们爱得深沉 
这是千载一遇的时刻,百年的更迭,千年的交替,都将汇于同一个瞬间。为了欢呼新世纪的太阳照临地球,全世界的人们都在翘首以待……
这又是岁末平常的一天。这是我们第829次和你见面。面对着即将远去的一个世纪,面对着就要开启的新千年之门,也许,我们真的该来一次“世纪之旅
”,就像聪明的同行已经去做的那样———派记者去新西兰,去那个2000年第一缕阳光照射到的地方?或者去五大洲,去感受不同肤色的人们异域狂欢的情状?
“世纪之旅”?千年等一回呵,为什么不呢?
15名记者受命出发了。他们脚步匆匆,他们意绪绵绵。他们要去的地方其实都不陌生,每个人却又分明都有一点惴惴然。是呵,“近乡情更怯”,处在百年之交、千年之交的故乡,你别来无恙否?
这就是我们献给读者的一次世纪末特别的旅行————“记者回家乡”。
一群难得在故乡转悠的人,有人甚至对那片土地已睽违多时。他们终年的奔波行走,总是在寻找他乡的故事;他们的爱和恨,也更多地倾注在别的地方。家乡,成了每个人心灵深处秘不示人的珍藏。
现在,就让他们小心翼翼地把珍藏打开吧———
那些版图上无甚出奇的所在;那些所在处平平常常的故人;那些故人里被岁月模糊了的面容;那些面容中被风霜蚀刻下的皱纹……这一切一切,都因为百年之交、千年之交的踏访和叩问,在我们的记者的笔下,变得异常生动、鲜明、隽永,历历在目,触手可及。
为什么我们总是眼里含着泪水?读完了这一组“记者回家乡”,也许,你会找到答案。而我们必须表达的,是我们对那片土地的敬意。 
我们要向乡间的母亲致敬。她用一双小脚走过春夏秋冬,走到了人生的尽头,才算丈量完所有的苦难。母亲,我们祝福你,因为你知道怎样把你的儿子培养成一个真正的人。他将在人生的战斗中获得胜利。
我们要向天国的父亲致敬,他的在天之灵,冥冥之中依然向儿子散发出最质朴的光辉。即使刚刚承受了失去父亲的巨大创痛,在接到采访特大海难的任务时,儿子首先记起的,还是父亲常说的那句话:别为了自个的事耽误了公家的活。
我们要向一位新婚的妻子致敬。就在新婚之夜,她的丈夫却匆匆登上颠簸的长途公共汽车,去采访令人撕心裂肺的海难事故现场,他这样做只有一个理由:
“我是一个记者!”而她的理解和支持,正好成为他义无反顾的另外一个理由。
……
这是一次特别的旅行,在千年末,在世纪末,在中国,但决不是衣锦还乡。十几个记者,于同一个时刻,奔向天南海北,回到他们曾经生活和成长的地方,是要用他们的眼睛,去观照故乡的现实和未来;是要用他们的心灵,去丈量故乡和新世纪之间的距离。而他们的记录,是要给这个喧嚣的千年末和世纪末,留下一份真实而冷静的言说。
我们走近千年之交,走过“我们这1000年”。即使在那些最偏僻的山村,我们也能看到,这1000年,是“人怎样变成巨人”的一部煌煌巨著。在人类所获得的越来越大的空间里,容纳了与日俱增的成功和骄傲,也容纳了与日俱增的痛苦和不平。毋庸讳言,当西方在这1000年中一步步走出蒙昧的时候,中国却日益远离汉唐的辉煌,甚至在最近160年里曾坠入屈辱的深渊。20世纪中国人的猛醒与奋争,正是对千年来多舛命途
的强烈反弹。
我们走近百年之交,走过“我们这100年”。百年风云激荡,血和泪交织,铁和火迸溅,光荣与梦想在高高地飞翔,造就了人类文明之旅中最多劫难也最多华彩的一程。在百年中国的交响乐中,“科学”、“民主”是叩击命运之门的重重音符,“改革”则是它响遏行云的高潮。《南方周末》有幸,在这样的高潮中降生;《南方周末》记者有幸,亲眼目击和参与这场痛苦而辉煌的涅磐。
今夕何夕?此身何处?时光流逝的无情涛声让人从昏睡中惊醒,脚下土地的真实质感让人摒弃虚妄。我们的记者是有根的一群,正是清醒感知着这样的时空坐标,我们一同走过难忘的1999。
我们走近1999的岁末,走过“我们这1年”。在这一年里,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证明:我们一直没有放弃。我们呼号不息,是因为没有一天曾熄灭我们的梦境乃至浪漫;我们致力于一毫一厘的进步,是因为我们痛感改革决无近路可寻。我们一次次泪流满面地奔波在多灾多难的土地上,首先因为我们爱,因为爱,我们恨;因为爱,我们争;因为爱,我们以职业记者特有的方式,和土地,和父老乡亲血脉相连。
今天,我们回家了。我们回到自然,回到平凡,我们回到常识,回到真实。真实有时也会让人难堪,但是,它显示出来的勇气足以令谎言却步。
在岁末,在世纪末,在千年之末,我们回到家乡,带去绿叶对根的祝福,带走根对绿叶的情意。我们的生命因它而变得充实,我们的胸襟因它而变得宽厚而柔韧。
在岁末,在世纪末,在千年之末,我们像儿时一样站在家门口眺望。当20世纪的太阳收起它最后一束光线,降临的不是黑夜,而是“我们的未来”。
还记得惠特曼的这句诗吗:“不论你望得多远,仍然有无限的空间在外边;无论你能数多久,仍然有无限的时间数不清。”
又一程“世纪之旅”开始了。祝福你,朋友!
只能以这样的回答给你:我们一直没有放弃。
每一次倾听的声音,每一双握过的手,每一条走过的街道,每一座凝望的村庄,都没有忘记,都留在心里。
每一声呼喊都有回应,每一次关注都让我们感动,每一种鞭策都是力量。
也许我们的声音有些喑哑,所以你不曾听见,也许我们的背膀有些酸疼,而你正需要扶持,那么请你也张开口,因为你的声音就是我们的声音,请你也伸出手,因为你的力量就是我们的力量。
每一次击响键盘,每一次端起相机,我们都和你在一起。
因为你的善良,我们一直没有放弃。
因为你的坚韧,我们一直没有放弃。
因为你的痛苦,我们一直没有放弃。
因为你的希望,我们一直没有放弃。
因为生命像鲜花一样美好,爱像阳光一样动人,因为真实像岩石一样坚固,良知像野草一样劲生,我们一直没有放弃。
一年就这样过去了,一个世纪就这样过去了。如果未来,我们还能回答一直没有放弃,那么现在,就请你和我们一起努力。
明天就是新世纪。
南方周末千期献辞
南国春雨落尽
千周已逝
几代心力
乃见文字万千,洋洋大观
  
文人心怀书生意气
谁不念洛神飞诀曲水流觞
然国脉民瘼江湖庙堂
艰险跋涉只为了这千年一脉的
进退忧伤
 
一份理想
一个新闻人共同的使命与方向
我们来而复往
今天或者未来
无论身处何方
我们微笑
对这个国家,依然充满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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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00-05年新年献词(一)

2006.11.18
南方周末00-05年新年献词
                                      
2005新年献词:站在民意的泥土上  
我们又一次向你祝贺新年。在这个时刻,我们祝贺你新年快乐,祝福你有好的运气,也祝福你得到鼓舞,相信自己的似锦前程。
我们还有两天时间,作别2004年。我们也有时间,纪念那些在中国的建设之路上辛劳走过的人们。
站在民意的泥土上,我们向那些身居庙堂深处却不忘民瘼的人鼓掌。当他们掀起审计风暴,促进吏治清明时,人们还只是谨慎地表达自己的敬意;可是当他们不为成规所囿,在改革的进程中破冰前进时,我们却要朗声说出心中激赏。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在过去的一年所取得的成就大声喝彩。同时,我们也纪念一些小人物,宝马彩票案中的不服输的刘亮,以及嘉禾拆迁事件中那些愤怒的市民。纪念这些不愿放弃自己的利益的普通人,尽管他们取得的只是或然性的成功,却促进了这个时代的文明进程。
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普通人,把其个人的生涯与历史的嬗变、时代的进步融汇到一起。这是个人的幸运,更是公众的福祉。
纪念每一个援助了贫苦阶层的富人,也纪念每一个敢于维护法律尊严的平民。纪念那些在价值观多元的年代里保持了学术品格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光彩不在于提出洞见,而在于留恋真理。纪念那些为公共利益而奔忙的组织和个人,每当在夜色中默默奔走,他们的光荣之路就是中国的大街小巷。
只要你致力于参与推动中国的文明进程,这一年就是你的光荣之路。
辉煌的殿宇与低矮的茅屋,都迈着同样的匆匆脚步,在这个变化迅速的年代,我们大家都珍视最朴素的良心。
我们纪念这一年的荣耀,也纪念这一年的甘苦。纪念中国在雅典奥运会上取得的巨大成功,也纪念人们为了这成功而付出的巨大代价。我们难忘经济发展给人们带来的欢乐,体会广袤大地上农民增收后的喜悦,也难忘这一年里发生的各种悲剧。我们纪念密云惨剧、大平矿难、铜川矿难、包头空难等等事故,尤其是那些本可避免发生的灾难。
没有哪一年的安全事故,像今年这样引人注目。而临近岁末发生在印度洋的地震海啸,更让人对自然灾害保持警惕。在这新年时候,我们祈祷逝者的灵魂永得安宁,祈祷他们的家庭走出阴影。
只有建设一个更安全的环境,才能抚慰这些家庭的伤痕。人们早已清楚独自一人不能温暖,独自一人不能欢乐,更早已明了没有人是汪洋中的孤岛。纪念那些罹难的矿工,他们的悲剧也是我们的悲剧;他们的离去,也正是我们的社会的损失。
不要让任何人无辜而死,无论是为了国家能源还是个人金钱。
我们的国家与人类的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不同,它也在走向文明;这里人们的生命与全世界人的生命也没有什么不同,它们同样珍贵。凡在阳光照耀下的,都是蒙恩的国度,都是蒙恩的生命。我们纪念这一年的灾难,只是为了人们不再承受本可避免的戕害。
我们要再一次感谢生息在这国家里的建设者,他们在祖先居留过的土地上创造奇迹,又勇敢地品尝着祖先从未品尝过的欢喜哀愁。
这是2004年的年终时节,这是美好的一天,我们纪念每一个在这一年里承担了自己的责任的普通公民。
纪念那些不知其名的普通百姓。当他们年老力衰,只能依靠低保金生活,依然能够相互扶持;当他们遭逢灾祸,贫病交加,依旧笑对人生;他们依然辛勤抚育了自己的儿女,默默地寄寓着微小的希望。
我们纪念所有这些人。祝福这些人,也祝福我们自己。祝福每一个为自己奋斗的人,祝福每一个为他人的利益而努力的人,你们会让后人说:为了文明,为了公义,为了幸福,在那一年里他们曾经竭尽所能。
我们祝福你的未来,因为你也是他人的前途所系,我们祝福你平安喜悦。我们还要祝福我们的国家,因为她是你我全体中国人的命运所系,我们祝福她高歌猛进,顺利前行。
2004新年献词:这梦想不休不止  
谁说这是平常的一天?候鸟掠出线影,年轮添了新纹;我们大声地问候亲友,也默默地思念远人。
365天,两鬓多了白发,或许连心事也疲倦了几分,但你依然,依然轻轻地叹着,却终究微微地笑了——
这是一个收获祝福的日子,要赶紧抹去浮尘,擦亮梦想。
但这其实是很平常的一天:北方的飘雪,南国的暖阳,还有来来往往人海茫茫。历史并不常常在某个特定的时刻让一切发生改变,只是在我们的心里,习惯找一个开始。
一开始,就有梦想。
那么在这新年的开始,我们祝福你,朋友,愿你的梦想一路远行!
我们乐观地回首,2003是放飞梦想的一年:小康社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神舟五号”,“振兴东北”……
有了开始,即便梦想千年,也新意盎然。
我们现实地记录,2003也背负恐惧、泪水和愤怒。当SARS疫潮席卷,渭河洪水滔滔,公民惨死收容所……不,我们不仅仅记录,而且感同身受,所以眼里有泪,心里有痛……
但在谎言中,有勇士挺身而出;在暴力后,有对恶行汹涌的讨伐……这无畏的直言与血的印痕,又何尝不是一个开始?
所有这些或悲或喜的开始,在不同的层面指向同一个终点:人之尊严与福祉的增进。2003年的奋力与求索,在这路途中为中国大写了两个关键的名词:“公民”与“权利”——它们,原本就相辅相成。
这,也正是我们不休不止关注与祝福的梦想。
携着梦想与祝福,今天与你见面的这张报纸已走过20个年头。
这20年,中国持续激变;我们为变革而生,但关注持续未变:为我们国家每一个进步喝彩加油,为确立市场经济添注加解,为关注社会积弊呐喊张目……
今天的中国,“政治文明”与“全球规则”成为新时代的关键词,那我们也毫不讳言对“政治”的兴趣,因为这关乎众人之事的政治,关乎国家之进步,关乎民生之改善,关乎民族之复兴;我们关注政治的方式,一如媒体的天职,忠实地记录,公开地陈述,理性地评说。
对于时代的进步,尤其是对于所处的这个民族在所处这个时代的进步,我们欣然落笔,化为墨痕;虽然前路或许多艰,但对这朝着阳光方向的生长,我们努力地鼓与呼。
但记录不是记录的理由,关注也非关注的终点。我们对于这时代变革的每一次喜和忧,最终都只有沉潜于人的层面才有价值。生活要多样化,经济要市场化,政治要民主化,这是一个古老文明要重焕青春的步伐和必然诉求。
所以20年来,当你在会场陈言,在书斋握笔,在农田挥汗,在工厂劳作,在校园诵念……我们将你的故事告诉他,将他的故事告诉你,将中国的故事说给中国人,也说给世界听;要让书斋知晓江湖事,也求民间参知庙堂言。
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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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一群记者和他们的时代——寻访南方周末黄金一代(之四)

2006.11.18
之四  
    
理想主义者的后南周时代
  
   有聚就有散。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因为种种原因,原《南方周末》的一批主力记者逐渐选择了离开。到2002年,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在这份报纸上已经看不到几个了。
    
  《南方周末》依然是《南方周末》,一批新人在为它注入新的血液与活力。但是一个黄金时代的缔造者们已经谢幕。而在另外一些场合,当聚光灯亮起,他们的身影闪烁其中。他们此前的记者生涯虽然也常常直面残酷现实,但是这份报纸却能够提供给他们一个做梦的舞台,在文人和侠客的想象中超越现实快意人生。
    
  离开了《南方周末》,在比新闻更加坚硬的现实中,他们能做些什么?
       
从记者到总编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依然在做媒体。凭借在“南周”积累的才干与名气,他们获得的操作空间显然更大了。其中一些人显然已经功成名就,成为报业中举足轻重的诸侯。
    
  朱德付1988年离开《南方周末》后,参与创办了《南方都市报》并任副主编。后来与昔日的工作伙伴、好朋友谭军波一起进京,参加创办了人民日报属下的《京华时报》,如今的《京华时报》俨然成了北京报业市场的主流力量。朱德付毫不掩饰“南周岁月”对自己现在的影响,他说,由于在广东学习和工作了多年,岭南文化那种求真务实、不尚空谈、勤勉刻苦,以及纯粹的商业精神让他受益良多;还有南方报业集团鼓励创新、崇尚正气、激赏才华的集体氛围也是在北京办报时的精神财富。
    
  沈灏,这个看起来比较腼腆的北大才子,则已经成为著名的《南方日报》集团“21世纪报系”的发行人,笑傲江湖。
    
  谭庭浩于2001年出任《南方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
    
  徐列,南方人物周刊主编,将这份刊物在不长时间内操持得有声有色。
    
  才女陈菊红,去哈佛留学,去年回到广州,接手国内著名政经杂志《南方窗》,任总编。
    
坚守新闻一线
    
  2002年7月22日,李玉霄从《南方周末》辞职,在21世纪经济报道工作半年,2002年底,与余刘文、杨海鹏等合作创办《外滩画报》,半年后,李玉霄再次离开,到《东方早报》,又辗转到《了望东方周刊》,2003年4月,在原南周上级徐列的邀请下,参与《南方人物周刊》的创办,现任南方人物周刊的主笔。上海办报的一些折腾,一度让人觉得李玉宵雄心不再。不过在南方人物周刊,李玉宵的文字再次焕发出光彩。
    
  在那里,还有他的一个“师妹”刘天时,她擅长用西方小说的叙事方式写她的人物。
    
  著名法制记者郭国松离开“南周”之后,曾经北上参与创办《法制早报》,然而,没过多久,便劳燕分飞。参与过该报创刊的一个记者介绍说:“从他做出来的那个试刊可以看出,报纸的定位确实很有品位,他也很内行,一幅雄心勃勃的样子,同样,大家的情绪也被他点燃起来了,没有想到,事前一点征兆也没有,他就突然打电话通知我们,说他的方案被否定了,他也不愿意妥协,于是决定离开。”
    
  而在折腾了一番之后,郭国松又回到了南方报业集团,不过不是《南方周末》,而是《21世纪经济报道》,做高级记者。他说,我现在主要负责本报的评论专栏,一周一篇稿子,主题大多是公法领域的问题。感兴趣的时候,我也会做一点涉及法律制度变革的报道,基本不做常规性的报道。除此外,就是偶尔到一些大学做个讲座,谈谈法律或者新闻。这也符合他长期以来的追求:做一个学者型记者。
    
  赵世龙,离开《南方周末后》到《广州日报》,继续“揭黑”,因为广州戒毒所的事情受到生命威胁,甚至不得不在网络上留下“绝笔”。不管怎样,此事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名气,也因此成为中央电视台评选的年度风云记者。2004年10月,湖北知音集团请他到武汉,组阁《新周报》。赵世龙个人认为“这是我们这一班老‘南周’人重建那样一份媒体的尝试”。《新周报》创刊初期猛料迭出。但是,仅仅持续了两个多月后赵便黯然去职。
    
  目前赋闲在广州的赵世龙接受信报采访时介绍他的现状:“我前段时间在昆明,帮助做一份报纸,对方聘我做为主编,月薪2万五,但是我干了一段时间在那里呆不下去了。主要是我觉得没有一个很好的发挥的空间,假如仅仅为了钱,我是不会做这件事情的前两天刚刚从北京回来。也是有一家媒体刚刚诞生,请我过去。这件事情正在谈。”
  著名摄影记者方迎忠,离开周末后先后在广州日报和成都商报主持摄影部,在伊战和泰国海啸等重大事件中,深入险境发回现场图片,再显南周时代的风采.目前还在成都的他透露说,他可能还会回到广州.大概他想念沿江路上的酒吧了.    
    
  坚持一种信念也是一种痛,对于杨海鹏来说,有真切体会。从《南方周末》辞职后,进入另一家媒体工作,在一次采访中被当地公安机关扣押,当他向总部求助时,老总的第一句话竟是不信任的一问:“你们是不是有把柄落在人家手里?”杨海鹏旋即辞职。
    
  再次辞职后,杨海鹏与李玉霄等人参与创办《外滩画报》,任副主编;2004年又参与创办《新周报》,后随着《新周报》的解体而离职。
    
  回顾多年的记者生涯,杨海鹏感慨:“现在的记者,不要再像黄继光一样拿着炸药包冲刺,而应该像狙击手一样,既打击敌人,又保护自己。”
    
  目前,杨还未确定自己下一步的走向,但是,对于继续做记者,他似乎已经失去了热情。
    
转型媒体经理人的道路
        
  孙保罗离开南周后,便迅速向媒体经理人方向转型。他出任发行人的《华夏WATCH》前后出版了十期,看过的人都对其酷似南周的新闻品格和装帧风格印象深刻。但后来因为投资商“诚成文化”涉嫌经济诈骗,失去资金支持而夭折。此后孙保罗还在〈家庭〉杂志集团做过出品人,现在也已经离职。目前在寻找新的项目,同时在中山大学教授深度报道。
    
  因为《华夏》的定位是“职业新闻人的视野”,因此网上评论将华夏停刊事件称为“职业新闻人的溃败”。孙保罗自己认为,《华夏WATCH》的失败,可以理解为“职业新闻人努力的一个项目的失败”可能更加贴切。一次尝试,一单合作,一个项目,一次冒险的失败,不能代表职业新闻人溃败了,因为溃败更多是指理想幻灭,对现实投降,放弃自己的追求和努力,感觉是精神层面的倒塌。
    
  “而我自己虽然对自己艰苦努力的结果付之东流而痛心不已,但我的精神并没有溃败。反而这些坎坷中的熬炼,使我和合作伙伴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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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一群记者和他们的时代——寻访南方周末黄金一代(之三)

2006.11.18
之三
我们是“雅典的公民”
一份报纸的价值观是怎样形成并固守的
    
  我们试图为整整一代的“南周”的记者们画一个群像。这批“南周”的元老们曾参与缔造了这份报纸上世纪90年代后至本世纪初的辉煌。
    
  在一纸风行20年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群与“自由而又负责”的新闻界理念最为接近的记者群。一位在2003年离去的“南周”人说: “我们本是雅典的公民”
    
  如果探究处于上升期的“南周”人的精神世界的深处,我们能够发现,在每一个“南周”人的心底,事实上都有着一座圣殿,它以宪政精神为基座、公理道义为立柱,并用悲天悯人的情怀俯瞰和关照着人世间发生的一切。那是他们的纪念碑,无论离去的,还是健在的。
    
  侠客、扒粪者、揭黑记者、代言人、青天……我们不能用任何一种简单的词汇来概括他们的精神气质。    
   
自由的灵魂
  从1995开始,《南方周末》聚集了一群中国最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你看见我们的时候,我们在纸上,你看不见我们的时候,我们在路上”。郭国松为了调查列车上的不法行为居然被列车员毒打一顿;李玉霄多次深入突发事件现场,已经成了一个“灾难记者”;杨海鹏,受到温岭黑帮的数次威胁;寿蓓蓓,跑到山西采访艾滋病,被人跟踪,笔记本都被迫扔掉了,凭着记忆把稿子完成;赵世龙,寻找驼峰航线旧飞机差点命丧云南;尹鸿伟在“金三角”屡次遇险。
    
  这样的孤胆英雄的故事在“南周”已经有了太多太多。不做歌功颂德的伪劣报道,高度警惕权力和市场——这些理念正是《南方周末》的灵魂。
    
  南周人骨子里的理想主义,是否会造成这些南周人不肯妥协现实的冰冷逻辑?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和这张报纸可能更应当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而不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
    
  郭国松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写到:每个人都是有理想的,理想可以被视为一种高度、境界,没有理想的人就不可能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从一个侧面,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人直到现在还很关心这个媒体和当初的那些记者。
            
职业新闻人
  郭国松说他反感一种类型的记者,并且不愿意别人把自己和他们归为一类。
    
  郭国松说:“我不是揭黑记者。我只是一个调查性报道的记者,或者说是在法律报道领域有所专长、有所思考的记者。”
    
  另一位记者孙保罗则用“职业新闻人”来定义和当年自己并肩战斗的兄弟姐妹们:在我看来,职业新闻人至少具备这些特质:自由的灵魂、独立的智慧、职业的信仰、专业的手段、生存的技能、平和的心态。这些特点可以使他们在媒体进入产业化时代,既保持对资本运作的不排斥的专业态度,还可以坚持新闻人对社会和人类的责任。尽管总是在剧烈的冲突中。所以可以称得上职业化的新闻人,对其综合素质与能力的要求是非常严苛的。
    
  是将自己定位为时代的单纯的记录者,还是把自己定位为时代的代言人或者是扮演救世主的角色?
    
  赵世龙,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有些记者喜欢把自己带进新闻,他们是好记者,但是我要说他们不够职业。我去采访商洛艾滋病人的时候曾经给过钱给那些家庭,但是我后来不这样干了。因为我只是一个记者,我不可能仅仅通过给钱的方式来解救所有的家庭,我的职责是,把这件事情忠实记录下来,让公众知道。我们的国家不是没有钱,这本是国家应尽的职责而不是记者的职责。
    
   当有人问赵世龙,为什么你在当年报道〈〈湖南嘉禾高考舞弊案〉〉时,在一家洗浴城的楼顶蹲点三天三夜,将考生们作弊的事实拍摄下来,而不去及时制止和揭发这件事情?是不是为了出名?
  
  赵世龙举了这样的例子:一些美国国家地理的记者去拍摄非洲的狮群围攻羚羊的场面,这些人其实都是带着枪的,但是他们就是那样很冷静的拍摄着狮子活活的把羚羊咬死的场面,为什么?他们后来说,我们不能破坏这样的场面,因为我们拍摄的是自然的场景,如果开枪,那么我就破坏了这样的生态链,我在湖南拍摄考场作弊案一样的道理。如果我破坏了这个多年来形成的科场生态链,那么就坏了大事了。要揭黑就要揭的彻底,既然当时湖南嘉禾已经是黑透了,从教育局到考生都是一致的,我没地方检举也不可能检举。我去郴州教育局检举的话,就象到爹那里去告儿子也行不通的。
    
平民精神
  “《南方周末》的记者大多是小城镇出身,都是苦孩子,对普通人有深深的同情。”这是杨海鹏对‘南周’大部分记者的描述。
    
  曾为南方周末首席财经记者的外滩画报主编陈涛也曾说,《南方周末》曾经的一批记者往往具有这样的一些特征:出生于农村或者小城镇,接受过高等教育,有过不幸的童年。
    
  也许,正是这样的出身是成为《南方周》“为弱势者代言”立场形成的内在原因但显然,这还不能完全概括他们的共性。
    
  余刘文说:我是江西农村人,我的出身使我对底层人有天然的亲近感,但是不幸的童年我不认可,我的童年是金色的。我们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主要还是长大以后受到的教育和熏陶。80年代是一个思想非常解放的时代,一些国外的哲学思潮和理念涌入中国,这些东西对我们这一代大学生影响很大,社会责任感的形成,对社会的批判立场和新闻创造力,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萌芽。从新闻的渊源来说,受中青报《冰点》的影响很深。我们的成就感来自于采访对象的认可与尊重,也很看重内部的评论,因为大家都是高手。
    
  不过赵世龙认为,自己并不具有“小城镇人”的特点。他说:我出生在小城镇,但是在长沙长大,我们家还是华侨,我伯父在海外,我们家在1947年就曾经花了3000银圆在长沙买了花园洋房。我小的时候上的是长沙最好的小学。父亲被打成中国最早的右派后,我们家也没过过苦日子,伯父常常寄回来侨汇券和港币,拿着这个我们可以在友谊商店买到一般人买不到的东西。
    
   “南周气质”的养成,应该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一些本身气质比较弱的人进入这张报纸,也可能会在气氛的熏陶下加强这样的气质。这种场的效应实在是太强了。
    
   余刘文回忆起“江艺平时代”的南周:南方周末的很多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从左方——江艺平——钱钢,都秉承“可以不说话,但是绝对不能说假话”的报训,以及“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的平民立场,我们走在中国的大地上,一定要想到那些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不是政
治学意义上的抽象的人民,而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周末的这种价值观非常强大,每一个人都高度认同,内部也经常有争论,但是不是观念之争,不是意气之争,只有方法论的争论。采访中见过的黑暗太多。不过见过的黑暗再多,也不能改变个人的价值观。南方周末的记者都有一种大爱在支撑自己——我们为什么愤怒,我们为什么担忧,是因为我们对人,对百姓有一种爱。正是这种爱,让我们对很多事情保持批判态度。
        
入世情怀
    
  对于《南方周末》的这段辉煌,朱德付说:他和他的同伴们根本没有预想过。
    
  他说,他们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尽自己的努力做一个真正记者,把自己置于普通百姓的视角,通过记录一个个普通人的命运,来记录时代的变迁,更多地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法治。没想到会得到那么多读者的喜爱,以至于后来有人称《南方周末》为“良心的象征”。
    
  谭庭浩说:“《南方周末》是一张有使命感的报纸。90年代,我们并没有类似于现在‘深入成就深度’之类很明确的口号型理念,当时社会对南周的定位就是正义的代言人、一份敢说话的报纸。其实一份报纸,不是要张扬地戴着标榜正义的帽子四处行走,而是记者在进行选择的时候有一个自身关于道德的判断。无论南方周末如何转变,已经成为一种团体文化的理念,是很难改变的。”
    
  90年代的《南方周末》,象征的是一个侠客形象,但伴随着社会发展,读者要求的提高、媒体生态环境的变化、现代理念的多元《南方周末》需要顾及的报道题材,不能再如同以前那样仅仅基于自身对道德的判断。
    
  谭庭浩认为,任何媒体都得在框框里做事情,但空间终是在扩大的,即使偶尔的约束或者倒退,也只是暂时的。
    
  “那时候,每到交样(样报)的时候,我也会很紧张,怕毙稿呀,被毙了就得重新找稿组版,但通过的比枪毙的多这是自然。”他同时意味深长地説,有些时候,为了报纸或者稿子的生存,必须舍弃或者退让一些东西,这是所处环境所驱,也是对“敢说话”与“会说话”的考验。
    
  “会说话”非常传神的概括了《南方周末》记者们的“业务功底”。
    
  郭国松说:南方周末的记者们经常要面对的,准确地说并不是所谓“社会黑暗势力”,而是一些阻碍社会进步的势力或者因素。所以认为《南方周末》和我们那一批记者都梁山好汉,是不恰当的。事实上,如果南方周末和记者们仅仅是‘社会问题狗仔队’,这个媒体以及那些振聋发聩的报道,又是如何能够引起交响乐般的共鸣呢?这些共鸣者既有草根阶层,也有知识分子、治国阶层——其中大部分属于‘先富起来’的群体。”
    
  余刘文准确的概括了南周所赢得的读者群:真正的知识分子和受过高教育的群体是我们的中坚读者,他们认同我们对很多普适价值观的描述。
    
  郭国松说:如果认为我们过去的报道手法“妨碍了我们在建设性方面的努力”,那么,什么样的报道是“建设性”的,什么样的报道是“破坏性”的?是不是所有暴露问题的报道都是“破坏性”的?所有表扬的报道都是“建设性”的?美国政治家詹姆斯.麦迪逊曾经说过:“如果我们注意到共和政府的性质,我们就会发现,监察的作用体现在人民对政府而非政府对人民的监督上。”撇开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可以作出一个这样的判断——在任何一个民主与法治的国家,上述观点都具有“普适”的意义。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媒体总是盯着政府和官员,以及他们身上所发生的问题。
    
  他进一步阐释道:我想借用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先生的一段话来说明中国法治进程中的问题,中国的法治社会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这是因为权利和责任分别是基督教和孔教的遗产,结果产生了个人奋斗和集体合作的强烈对照,这一矛盾是3000年历史的遗产,不会轻易被消除。这当然又是更大的问题。所以,我一直以来的做法,就是通过那些典型的个案,解读制度层面的问题,并且提出解决这种问题的对策,使得我们能在制度设计上,尽最大的可能避免悲剧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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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一群记者和他们的时代——寻访南方周末黄金一代(之一)

2006.11.18
一群记者和他们的时代——寻访南方周末黄金一代

重庆时代信报记者田间吴鹏 黄大赛 杨冰
之一     

《南方周末》前著名记者——现任《南风窗》总编陈菊红,写了一篇后来在网上广为流传的文章——《离开》。在文中她这样写道:“那些金子一样的日子,闪亮得让人不敢相信。”
正是在这些金子般的日子里,一群追求理想的人,带着一张报纸,走入了中国新闻发展的黄金时代…… 

那些金子一样的日子
    
    
“南周”记忆
    
  1995年,这个年头是南周的第一个分水岭。此前的《南方周末》是一个以刊登文摘稿件以及娱乐八卦新闻为主的报纸。
    
  但是《南方周末》又不同于一般的文摘报,渐渐有了一些大特写和纪实文学一类生猛的稿件。当时,它在严格意义上只有一个真正的记者,名叫朱德付。
    
  朱德付,现任京华时报总编。自1988年中山大学硕士毕业踏入《南方日报》后,就一直在中国报界赶路;到《南方周末》,是他进入报界最初的一段履历。其后在《南方周末》“官至”编委、新闻部主任的朱德付日前在接受信报记者采访时说,自己当初进入“南周”纯属偶然。当时的“南周”还是一份娱乐化的文摘周报,报社当时安排几个年轻人进去,无非是想让其做得更娱乐化一些。谁知这些年轻人不安份,他们觉得在那么如火如荼的改革年代里尽编些家长里短的“八卦新闻”,很没劲。
    
  “南周”的内容及作业方式就此转型,从过去一张靠裁裁剪剪拼凑而成的娱乐小报,迈向一份自采自编为主的综合性新闻周报。跨过1995年的门槛,从此便开始了这金子般的日子,一群自称为“雅典公民”的新闻理想者,开始在“南周”旗下聚集。
    
  前南方周末记者,后来成为国内著名报纸发行人的谭军波以其职业经理人的思维,将2001年前的南方周末分为清晰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左方时代,北大毕业的左方是有着理想主义、自由主义与启蒙主义思想意识的领导。他奠定了《南方周末》的精神基调。
    
  第二阶段,游雁凌时代,即转型期。从一份文化生活报转型为综合性大型新闻周报。发行突破100万,广告收入几千万。在全国形成了真正的影响力。
    
  第三阶段,江艺平时代,即鼎盛期。时间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产品最成熟,广告过亿。《南方周末》成为南方报业乃至全国报业的“黄埔军校”。
    
  谭军波说,那些年,值得珍记的事件很多,如连载《文革十年史》一文差点令报纸停刊,发行过百万,90年代初扩版成功等等。
    
  孙保罗,前南周主力记者之一,在接受本报的采访时说:“这样的日子,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应该是1995年到2001年吧。在这段不长不短的时间里,那张总令人有点那么牵挂,或爱或恨的报纸,带着一群人改变了命运,也开始走向她的宿命。”
    
  当记者打电话要求采访的时候,南周当年著名的法制记者郭国松正在北京给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演讲,“面对那些满脸青春如我等当年的年轻人,我忍不住给他们读了一段《南方周末》1999年的新年祝辞:《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郭国松说:“今天在这里读到这样的语言,我仍然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有一种力量,正从你的指尖悄悄袭来,有一种关怀正从你的眼中轻轻放出。在这个时刻,我们无言以对,惟有祝福: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谭庭浩,1991年夏天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分配到当时的南方日报社,历任《南方周末》“人与法”版记者和编辑、“阅读”版编辑,2001年,出任南方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
    
  谭庭浩告诉信报记者:“上世纪90年代的‘南周’,更像一个家庭作坊,很有家的温馨。现在,每当我回想起‘南周’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恩的心情。毕竟对一个刚大学毕业的人而言,第一份工作就能够遇到一个没有人事纷争、能够畅快淋漓做事情的媒体,确实是种幸运。加之当时的《南方周末》,在中国还是一枝独秀,一篇稿子发出去,洛阳纸贵的时候很有个人成就感。”谭庭浩说。
    
  中国新闻的黄金时代,就在这种氛围下——拉开帷幕。
    
  人才聚集
  “南周”转型期,也是“南周”人才大引进的开始。
    
  1996年9月,“南周”扩版,报纸稿的源成了很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南方周末》就通过招聘,欲将全国各地的优秀记者收归旗下。
    
  杨海鹏,1999年被招聘入“南周”记者队伍,在接受信报记者采访时说,“因‘南周’当时积累了一些资本,并要找全国最好的记者,所以才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新闻人的大聚集。”
    
  曾任一版编辑的方三文在“南周”成名之后,被他故乡福建武平的一个热爱《南方周末》的大学生称之为“巨大的传奇”。而方三平说,自己最初加入“南周”时,也有一个这样的“巨大的传奇”在诱惑着他,“当时我觉得,《南方周末》就是中国最好的报纸,最好的媒体,也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到现在为止,我都为当时能进《南方周末》感到幸运和自豪。”
    
  孙保罗加入的时间与方三文差不多。临上去广州的飞机,他被父母逼着吹了个头并且穿上了件西装,这身打扮更象“一个县乡镇企业局的副局长”,大家见了,露出忍俊不禁的表情。但是就是这个“乡镇企业局的副局长”,因为“报道了贵州省的负面新闻”被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列为“不受贵州欢迎”的人。
    
  孙保罗第一次到广州报到,沈灏用摩托车接上他,在五羊新城的小街里飞快穿过,到一家酒店聚餐。便很羡慕沈灏的摩托车,后来知道那是公家的。
    
  孙保罗回忆说:“我还记得2000年新年的一天,开完周会,在报社的走廊上的公告栏里,我看到了一封信,信旁边贴着一个手工做成的扇面。信的大意是:我从你们的文章里知道,你们是一群为民请命,不畏强权,铁肩担道义的好记者。我知道你们经常面对各种引诱、压力、威胁,甚至是凶狠的报复,但是作为一个80高龄的老人,我尽管很想,却无法拿着武器跟在你们后面去保护你们,保护你们就是保护这个社会的良心……我无法表达我对你们的感情,只能够在这个自己做的扇面上写下你们的名字来祝愿你们健康幸福。”
    
  
“在一排熟悉的名字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我站在那里,热泪横流,因为感谢上苍,我这一生终于有了可以值得自豪的最珍贵的奖励。”
    
  比方三文幸运的是,孙保罗坐到了陈菊红的对面。“刚到广州的时候,新闻部办公室共五个人,陈菊红是唯一的女性,而我就坐在她前面。我在外面采访,有事找领导或者编辑,总是她先接电话。而这个人最后成为了我的妻子,现在成为我儿子的母亲。”
    
  余刘文1997年10月份离开《成都商报》,谈及离开的原因,余刘文说,一是“个人感情问题”,其二是自己老想做大稿。他曾经花了42天采访,做了一篇《心香泪酒祭吴宓》一书引起的官司的深度报道。不过日报的生产流程显然不能经常让它的记者花上40多天去做深度报道。
    
  到周末以前,余刘文实际上只看过两次《南方周末》。决定去是因为看到一个由沈灏、孙保罗、方迎忠等做的一个三峡截流的专题,标题是《美丽的三峡我的家》。“当时全国99%的媒体的三峡报道基本都是一个调子,只有南方周末说‘NO,我还有些其他的感觉和想法’。这种感觉俘获了我。”余刘文说。著名杂文家鄢烈山看过他写的吴宓的报道,给当时的主编江艺平说:“不错不错。”第一次出差回来,江艺平就拿来合同说:“签字吧,小余。”
    
  比方三文、陈菊红等稍晚,李玉霄是1999年正式进入《南方周末》的。当1997年《南方周末》黄金时期开始的时候,李玉霄还是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而李玉霄对《南方周末》“感兴趣”,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特别是小平逝世那期,我的印象最深。”李玉霄说。
    
  1998年毕业,李玉霄来到南方周末实习,1999年正式成为《南方周末》记者队伍的一员。
    
  1988年,杨海鹏大学毕业后做了一年的老师,之后还做了4年的法官,在法院研究室工作。
    
  由于研究室还有接待记者的任务,所以杨海鹏经常与媒体接触。
    
  “我觉得他们写得还没有我写得好,待遇还比我高,所以我就进了报社。”杨海鹏说。1993年开始,杨海鹏到《上海青年报》做了四、五年记者,之后便参与创办《申江服务导报》。一年之后,加盟南周。 “南周为青年的我带来很多欢乐,可以实现年轻人那种游侠梦,也包括我对中国形势的判断,这对以后我的生活有很大帮助。”
    
    
   一个象征
    
  提起“南周”这一时代,不得不提起的一个人就是江艺平。提起江艺平,老“南周”人总是不吝赞誉之辞。陈菊红在《离开》一文中写道:“江艺平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温和,亲切而纯净的,具有桃李不言的诱惑力。”
    
  “江艺平非常有才华,她和丈夫用文言文探讨国学问题,其文采和思想让我们看得目瞪口呆。但是她很低调,无为而治,每一个编辑记者都可以和他当面讨论稿件得失,甚至忙的时候她可以去当编辑的校对。”余刘文回忆说。
    
  人们惯常称江艺平时期的《南方周末》为“江艺平时代”,李玉霄立即否定说:“不应该这样说,我们一般叫她江艺平老师,提起江老师,想到的不是宏大叙事,而是她那种人格魅力,那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感染力。”
    
  说起江艺平的亲和力,李玉霄举了几个例子,在电梯里,出电梯时,江艺平肯定主动让别人出去;在楼道里与江艺平面对面走过来,距离四、五米的时候,就会发现,她肯定有一个细微的“让”的动作。
    
  至今一个细节让李玉霄清晰记得,在1998年实习的时候,李玉霄与从菜市场回来的江艺平相遇,江艺平拎着菜告诉李玉霄,《南方周末》决定吸收他进记者队伍。
    
  另一个重要的人钱刚,时任南周副主编,现任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亦是“南周”一代人的精神支柱。
    
  在这样的氛围里面,每个人都在自由烂漫的开放。南周人是理想主义者,也都是一些散漫的、晚上不睡觉的家伙。陈菊红在〈〈离开〉〉中写到:摄影记者方迎忠,办公桌以乱著称,基本上是一座小山。你跟他要图片,他就说,我有,但要找。你急,说看你这里这么乱,什么时候找到。他就说,乱不怕,你们千万别动,谁一动,我东西就找不着了。所以当你看到那小山不见了,那猫在小山后面的平头也不见了,叫人半天也愣不过神来。
    
  陈菊红为了编辑内部刊物〈〈马后炮〉〉一直工作到深夜,为的是第二天的周会上大家可以人手一本。
    
  “我的同事方三文和连清川像两个游魂一样突然在12楼晃出来,帮我把它们订好,然后我们一起去五羊新城的“一品轩”吃了粥。回来的时候,天都有了亮光。”陈菊红写到。
    
  因为一年到头都在出差,“我一年只有一个多月在广州”,方迎忠说。大家聚在一时候,氛围很好,但是也经常争论。尤其是半年业务讨论会上,经常拍桌子,不过一下来马上就好了。
    
  “后来有人说南方周末派系林立,我不承认,《南方周末》只有阳谋,没有阴谋。”余刘文接受采访时为自己曾经的团队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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